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在多数判决中，法院作出判决的直接依据依然是现行的法律条文，公共政策在个案裁判中仅仅起到的是一种背书的作用。
因此，成员对掌握权威者服从的义务，只限于这项秩序所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切实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正如卢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事实上，确实已有多位法理学者论述了法律效力概念下存在两个有差异的方面。作为权威性效力支撑的权威性，其一方面可能来源于程序所代表的理性化程度。而由某个主体掌握这种具有服务性功能的权威则需要绝对权威或者拟制正确性的授权。但是procedural validity仅仅意味着规范生成的程序是正确的，并非规范本身的内容是正确的，而程序正确似乎更多是一个事实问题，类似于前文所总结的特定事实来源说中的事实。[34]很明显，国会意图明确时，substantive validity存在，对法院产生具有服从含义的binding effect。
它以其命令召唤义务，以其禁律制止罪恶。同时也意味着，至少在行政诉讼中，它们是一种依据或参照，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什么都不是。[5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27日，第003版。
[40]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的案件出现大幅增长，法院办案的压力持续增大，[41]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法院和法官不堪重负。[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四个典型案例体现了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法院对这四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例如，在陶仕举与陈道敏相邻通行纠纷上诉案中，上诉人陶仕举与被上诉人陈道敏房屋相邻，且房屋间有一块经水泥硬化的院坝。第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共利益的范围来看，狼牙山五壮士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
[14]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92页。[19]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1534号苏某1与苏某2等法定继承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
[20]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1288号汪建明与嘉兴百茂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这种困境与冲突背后的逻辑表现为政治对于法律的支配性，具体是指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渗透，以及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在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23日分两次发布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共20个，以规范地方各级法院的裁判行为。[28] 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第二类主体，是执行政策的地方各级法院。
在充分了解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把握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规律，[66]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坚持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67]才能在我国更好地开展相关司法活动。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秩序、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发展、知识产权等经济商业类案件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司法裁判关注的焦点，[63]但从本质上看，法院对这些案件的裁判依然体现了司法对秩序、保护、安全、信任以及合作的条件这一国家最基本的、首要的政治问题的关注。[29] 尽管地方各级法院在某些时刻也会制定一些司法文件，但这类司法文件所反映、体现的更多是对最高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政策的执行。例如，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可以推演出三类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
[52] 参见公丕祥：《坚持能动司法 依法服务大局——对江苏法院国际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的初步总结与思考》，《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27日，第008版。[26]由于居于法院系统的最高等级，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政策、制定规则方面具有充分的优势。
但是，在我们注重国家建构的同时，亦应同时注重对法治与民主的建设，因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三者之间的平衡。第二，司法裁判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定分止争，其在定分止争基础上执行公共政策会出现何种矛盾与冲突。
[17]又如，在黄俊与陈某某相邻纠纷案中，被告黄俊在对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在二楼卫生间外墙进行扩建装修影响了陈某某卧室的采光，双方因一系列装修、扩建问题发生纠纷。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治安成为了中国法院司法审判的首要任务。其中，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突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纠纷系列案中，法院的裁判文书直接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说理依据。此外，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司法权力的运作更能体现对这种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逻辑思路的贯彻。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背后，体现出了明显的政治逻辑。
[15]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6）湘0124民初5178号张某某与黄某某离婚纠纷案民事判决书。在法院依据上述法条作出判决的同时，又进行了补充说理，即宣扬了见义勇为人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的精神，并认为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反映的便是对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与合作条件的维系。[34]由此可见，法院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审判，间接贯彻、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了蕴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即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的精神，是对公共政策的一种间接执行。
[66] 樊崇义：《实现司法规律的普适性与独特性》，《人民法治》2016年第12期，第91页。由此可见，法院的判决通过援引公共政策为裁判结果的作出进行背书，并不能够替代对其带有政策性偏好的判决进行充分地说理与论证。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既承担了司法功能，也承担了政治功能。张友连：《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20页。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维系社会团结方面的公共政策因素具体化为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一系列命题。二审法院裁判结果的作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将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维系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
[2]此外，也有一些成果研究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但是，其一方面是在应然的层面来开展研究的，[3]另一方面其关注点在于法院所发挥的影响力，[4]再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的侧重点是分析具体的问题，而没有归纳出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其二，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这种公共政策进行贯彻，其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也会形成一种新的规则，而这种新的规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公共政策的作用。
[53] 参见郑智航：《法院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法院司法建议为分析对象》，《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第26-37页。[59]由此可见，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国家通过司法权力的行使，不仅实现并表达着自身的政治意志，而且也为自身政治意志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原告认为夫妻关系破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这些包含着维系社会团结公共政策因素的案例，所触及的领域基本集中在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赡养与继承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
例如，张友连博士在法院对弱者保障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将法院所创制的公共政策区分为境遇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制度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以及生理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21]其侧重点是法院对公共政策的创制功能。[30] 参见李拥军：《司法改革中的体制性冲突及其解决路径》，《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19页。这种对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一特定事项A而发布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又表现为其在针对其他事项B而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该典型案例也能体现出对这一特定事项A公共政策的执行。期间，张某某以伊春某旅游酒店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离开该公司，并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赔偿。
[18] 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少民终字第6号黄俊与陈某某相邻纠纷案民事判决书。[51]这意味着，中国法院对司法权的行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纯粹？例如，法院在离婚诉讼中所作出的不准离婚的判决，判断夫妻感情没有破裂的依据是什么？法院在劳动纠纷诉讼中所展现出的保护弱者倾向的依据又是什么？法院在对具体案件的裁判中所展示出的政策性偏好，一方面表现出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秉持的是一种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即在司法过程中强化了政策性考量。
首先，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便是国家运用司法权力对国家秩序与安全的维系。原、被告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
（三）裁判结果的政策性偏好与法官中立原则的冲突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案件的裁判结果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偏好，而这种政策性偏好所关注的问题是案件的实质结果，即一方面，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实现了公平正义。但是，在夫妻双方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下，法院通常不会判决离婚，并会在判决书中强调和谐家庭对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即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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